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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回顾:“AIPPI版权热点论坛主题研讨三”演讲实录(下)

2019-12-27
《直播平台的版权侵权责任》




中国传媒大学法律系教授 刘文杰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我今天报告的主题是网络直播平台的责任承担。这两年直播经济发展非常迅猛,一般来说,发展比较迅猛的事物往往会带来法律问题和争议。我今天想从一个案例出发,跟大家分享我在直播平台责任方面的一些粗浅的思考。这个案件就是音著协诉斗鱼直播平台著作权侵权案,二审判决作出不久,就被列入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作为中国互联网十大案例之一,可见这个案件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重视。我们就从这个案件来看一看有关网络直播平台的责任承担问题。

先介绍一下案情:知名主播冯提莫在斗鱼平台上进行的一次直播中播放了歌曲《恋人心》。播放过程中,主播和观众有一些互动。直播结束之后,直播视频存放在直播平台上,用户可以随时点击观赏。直播视频放在斗鱼平台之后,音著协就向斗鱼公司发送了律师函,与斗鱼公司协商著作权许可使用事宜。斗鱼公司回函,要求音著协提供涉嫌被侵权的音乐作品权属文件及涉嫌侵权的主播名称、主播房间号、具体网页链接地址文件,以便于斗鱼公司判断处理。音著协未予回复,而是向法院起诉。诉讼的时候,音著协明确其并不是主张直播行为侵权,而是主张直播视频上传到平台上供用户分享的这个行为构成侵权,也就是侵犯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主播与平台签的协议是怎样约定的。

在协议里,首先平台给出了一个信息存储服务提供者的外观。作为平台,斗鱼公司不做任何审核,也不进行任何编辑、整理和加工。这是通过协议告诉第三人,主播才是内容提供方,而平台只是为直播行为提供网络服务。

第二个比较核心的协议条款是关于主播是独立营业人的约定。协议里说,直播方与斗鱼公司不构成任何法律层面的雇佣、劳动、劳务关系,斗鱼公司无需向直播方支付社会保险金和福利。这是在宣示,主播是一个独立营业人,如果其侵权,其应当独立承担责任。斗鱼直播协议从这两个方面来完成平台与主播在责任上的切割。

但是,协议中还有一个条款,就是直播内容的归属,协议约定的非常明确,直播后视频的相关权益是归斗鱼公司所有的。“直播方在斗鱼公司平台提供直播服务期间产生的所有成果的全部知识产权、所有权及相关权益,由斗鱼公司享有。协议期内及协议期满后,未经斗鱼公司事先书面同意,直播方不得自行或提供、授权给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使用及获得任何收益。”这里,平台与主播间的责任切割又变得模糊起来。

最终,法院认为,视频已经不属于冯提莫,斗鱼公司才是视频的所有人,所以主播无需承担责任,应当由斗鱼公司对侵权后果负责。斗鱼公司把有关视频的权益都拿走了,所以其不仅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法院还认为,海量的注册用户和直播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不能成为斗鱼公司的免责理由。由于海量的用户给平台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平台需要尽到与这些巨大利益相配的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务。

结合案件事实和法院判决,需要考虑三个问题:

1、播放音乐的主播是否应当对版权人承担责任?
2、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务指向的主体是谁?
3、直播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第一个问题,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播放了歌曲,并且把包含歌曲的视频的权益转移给直播平台,是否就可以不对权利人负责了呢?判断主播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并不需要艰深的理论。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只要存在加害行为、过错、损害和因果关系,行为人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这四个要件在主播身上显然都具备。不能说一个人制作了侵权内容,只要转移给他人就可以免除侵权责任,法律中没有这样一条抗辩事由,相反,这样一个行为可能因为扩大损害而导致更重的责任。不过,确实存在主播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却无需承担责任的可能性,这就是主播与平台存在雇佣关系或者类似雇佣关系。是否存在这种关系,并不决定于合同的纸面约定。遗憾的是,判决没有对此进行考察,就直接给出了主播不承担侵权责任的结论。







第二个问题,“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务”从哪里来,又指向谁?判决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务”是从哪里来的呢?曾经有法院的指导意见将“直接经济利益”与“更高的注意义务”联系起来,在作家诉苹果公司系列维权案中,作家起诉说,苹果商店上可以下载他们的作品,苹果商店辩解说,我仅仅是一个应用程序的平台,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审理法院认为,由于苹果公司对应用商店存在控制,并且与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收益分成,所以应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这个观点后来写入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解释里说,如果服务商从侵权行为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将会导致更高的注意义务。而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案件中,法院说“海量用户导致更高的注意义务和审核义务”。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值得商榷。所谓责任避风港规则,本来就是针对平台上用户和信息的海量而适当免除服务商的审核义务。还需要注意的是,“更高的注意义务”针对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法院实际上已经确认,斗鱼平台在获得视频权益之后,已经成为内容提供者。关于内容提供者的义务在《著作权法》中有规定。需要认真区分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内容提供者的义务,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第三个问题,平台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吗?第一要解决的是平台到底是服务提供者还是内容提供者。在这个案件中,斗鱼公司因受让视频权益而成为内容提供者,这样一来,就需要为其未经授权的在线提供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当斗鱼平台已经把这段视频揽到自己手中的时候,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应当向著作权人承担责任,并不需要添加其他理由,也就是“如无必要,毋增实体。”



谢谢各位!





《互联网视频版权保护相关问题》




爱奇艺法律部法务总监 胡荟集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就互联网视频版权保护问题进行交流。互联网视频发展了很多年,在这些年里,几乎每年都会有很多前沿的热点问题出现。最早几年是讨论聚合盗链的问题,近两年变成了体育赛事,今年短视频的相关法律问题又成为热点,特别是短视频是否构成作品、侵权认定,以及合理使用等方面的讨论都非常的深入和全面。

大家都有所了解,视频领域是整个文娱领域中相对“重工业化”的一个领域,它涵盖的类型非常丰富,经济投入巨大,特别是影视剧的制作及采购成本,动辄就是千万、上亿级的经济投入。可以说,视频是整个文娱产业中非常重要的核心部分。

结合今天的主题,我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同大家进行分享。第一,是介绍整个视频行业的发展;第二,是版权保护及版权管理的经验分享;第三,是在整个互联网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新的问题。

互联网视频领域的发展初期,以优酷、土豆、56等视频网站为代表,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划分为综合视频和短视频两大类平台。综合视频平台,指我们常见的优酷、腾讯、爱奇艺三家。短视频平台,如抖音、快手,近几年崛起比较迅速。

谈到短视频的出现和崛起,我认为有两个大的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因为市场和用户确实有很强的刚需,现在人们的碎片化时间相比原来有所增长,而短视频实质就是在抢夺用户的碎片时间,这就会产生竞争领域的问题,也就是流量的争夺。因为时间是最稀有的资源,所以大家在很多竞争领域就是在抢夺流量,这就会产生一些不正当竞争或者著作权纠纷,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技术发展的推动。人们制作视频的工具越来越智能、便捷。一个短视频应用可以提供滤镜、配乐、海报等多种视频剪辑素材,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

大家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手机这种智能终端已经深刻地根植于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领域。伴随着手机这种强大的智能终端我们可以衍生出很多商业模式、产品以及新的法律问题,例如移动支付、共享充电宝等等。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018年度的数据统计,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突破6.12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巨头之间竞争的边际越来越模糊,竞争的格局更加激烈。特别是在互联网文娱产业的主要几个领域,如视频、图片、音乐、文学、游戏,相关的法律纠纷、侵权案件量都非常大。

以视频行业为例,一直以来都面临着盗版频发的问题,特别是在技术给我们带来便利、便捷的同时,很多新型的侵权问题也是由新技术所引发的。随着一个技术产品的迭代,会有很多的新功能出现,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研究,去重新判断和界定。

爱奇艺经过多年的维权经验积累,业已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版权保护机制,可以分为版权审核机制、全端监控机制,以及司法救济机制。在版权保护措施及手段方面,我们结合最新的DRM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视频指纹技术、防盗链技术、版权区块链等等新的技术以及应用,更有效的降低版权保护的成本,提高效率。





近几年,我们在版权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极路由案件、VST聚合盗链的案件、还有刷量的案件等,为行业树立典型案例。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中国的文化产品在东南亚等海外市场非常受欢迎,海外维权也将是未来我们的工作重点。

在当下,内容付费,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大多数的互联网视频平台都有会员。对会员信息的分享、破坏、恶意窃取等都是一些新的问题,也产生了一些新案件,这里面很多还会涉及黑色产业链的问题。从目前看,整个黑色产业链可以说是非常的猖獗,对整个网络的破坏也是非常大的。针对黑产的打击,我们更多是通过刑事手段去解决。

总而言之,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产品应用的不断丰富,现在互联网领域的热点不仅是版权的问题,数据是否可版权化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热点。所有的网络公司都在对数据进行强保护,各国也在研究如何对数据进行法律上的保护,未来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探究的新问题及新领域。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很苦恼,但我想更多的应该是幸福,因为我们是在创造历史,而不是跟随历史。




谢谢大家!







《再议著作权法中的“思想”与“表达”》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熊文聪







谢谢主办方,谢谢主持人。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个偏理论的问题。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带来的法律问题让我们有机会反思著作权法的一些基本概念。前段时间画家叶永青被指抄袭了比利时画家的作品,这个案子受到非常多的关注。有一个网站就此专门采访了一位美学家和一位法官。美学家认为评价是否抄袭,要看被控侵权表达属于哪个艺术类别,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当代艺术还是后现代艺术,以及具体语境;法官则认为不必考虑这些,是否侵权有统一的评判标准,即接触可能性+表现形式上实质性相似,以及是否存在法定的抗辩事由,比如原作品是否过了保护期、使用是否已经获得授权等等。美学家主张当代艺术哪怕是“直接拿来”,只要画家能解释其赋予了原作品新的观念或含义,就不算抄袭。法官则说不考虑作品背后的观念或含义,只要视觉上相似,便构成侵权,除非有抗辩理由。可见双方的分歧很大。
  




这就引申出到底什么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作品由两个层面组成,一个层面是能指,即作品外在的表现形式;另一个层面是所指,即作品内在的思想观念。为什么作品有所指,是因为作品意指化了一个外在事物。而当相关公众处于特定语境中去理解这种意指化时,所指就产生了。所指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审理著作权法的法官却认为作品仅仅只有能指,不包含所指,故前述美学家与法官分歧的根源就在于此。

当然这可能引发另一个争议:根据思想/表达二分法,就算作品包含所指,也是不受保护的,故在作侵权比对时没必要予以考虑。但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那又如何处理目前出现的诸多案件呢?比如游戏的换皮、文学的洗稿、影视的融梗,法律真的对这些手法无能为力吗?如何解释“实质性”相似?改编权、翻译权保护什么?如何解释在评判可版权性时,需要考虑涉案符号表达是否体现了作者的个性及思想?如何解释转换性使用?

在美国有个案子,有个艺术家直接把别人的美术照片拿过来用,只是在被拍对象的脸部和手部做了些涂鸦和混搭,就成了畅销商品。法院最后认定该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不侵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作品本身“在合理观察者眼中是什么样的,是否创造了某种新的信息、美学、洞察或理解”。所谓新的信息、美学、洞察或理解,其实就是法官认为作品的所指不一样了。所指不一样,意味着属于转换性使用。

中国其实也有这类案件,比如10多年一个叫“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网络视频所引发的法律论争。还有个“收租院”的案子,这个雕塑是1965年四川美院创作的,但艺术家蔡国强1999年完全复制了该雕塑作品,并将其拿到威尼斯双年展上去参展,四川美院便起诉蔡国强侵犯了著作权。当时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复制了原作,侵权成立,虽然这是当代艺术,在艺术上合理,但不合法。第二个观点则认为不侵权。我个人认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就是两件作品的所指不同。为什么说所指不同?因为它被放在了意大利的一个艺术展上,而且隔了几十年,时空语境和解读者是不一样的,强调的是西方他者对中国某段特定历史的观看,所以说所指发生了转换,故不侵权。

这也就意味着思想观念和形式表达在物理上是分不开的,美学家做不到将两者分开,为何法官却做得到?美国著名的汉德法官在一起经典案例中指出,当越来越多的枝节被去除之后,留下的是大量适用于任何作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该普遍模式不应当受保护,否则会造成思想的垄断。很显然,汉德法官这里所称的“思想”,指的是同类文学作品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最一般的表述,而不是我们日常理解的抽象的思想观念。认为思想就是表达,但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就是最一般的描述,即通用符号,而不是抽象的思想。
 




可见,与其说著作权法不保护的是思想,不如说不保护的是通用符号。因为通用符号的私权化会大大增加社会的成本。但人类的思维惯式却认为思想和表达在物理上是可分的,法官无非是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思维惯式,将通用符号替换为“思想”,其目的就在于降低说理的成本、提高说服的效果,所以这也是出于经济效益考量。因此,著作权法之保护独创性符号,也就是作品。

很多国家没有“思想/表达二分法”,运用独创性概念同样可以解决问题,但我个人认为有些问题不太好用独创性去解释。对于一些非常伟大、极其稀缺的符号,用著作权保护是不恰当的,此时你说这类符号是因为缺乏独创性所以才不受保护,难以让人接受,此时“思想/表达二分法”就能派上用场,因为说它是思想所以不受保护,很容易被接受。

著作权法中其实有三个“思想”和两个“表达”。思想1是指非常简单、不稀缺的通用符号;思想2是指伟大的、非常稀缺的创作,它们都属于“思想/表达二分法”中那个不应受保护的“思想”;思想3则是指作品的所指,在评判可版权性、实质性相似以及合理使用时,作品所指是不应当被忽略的重要因素。表达1是指具有独创性的作品;表达2则仅仅指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或能指。
 




最后我的结论是:著作权法中同一用语可能有不同的内涵,如果不加区别、混为一谈,很可能导致本该保护的没有得到保护,本不该保护的却反而保护了从而给社会增加成本;法律中存在很多“混淆视听”式的修辞化用语,其扮演的角色是为了降低说理的难度,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前提或根据;何谓“思想”,何谓“表达”,需要结合具体要解决什么问题来考察,法官应当居于中立被动地位,由原被告双方充分举证,且倾听来自案件所涉行业领域的声音。

谢谢各位,请多多批评指正!

文稿整理:张奉祥丨
排版编辑:李小旭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