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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辅资料引用教材内容的合理使用边界

2021-07-29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申请人):

孙某

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育出版社)

       审理法院:

一审法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二审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再审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

一审案号:(2019)沪0104民初15960号

二审案号:(2020)沪73民终154号

再审案号:(2020)沪民申2416号

       审结时间:

2020年12月28日

       案由:

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

一、被告教育出版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原告孙某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开支合计11000元;

二、驳回原告孙某其余的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4民初15960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孙某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

再审判决:

驳回孙某的再审申请。


韬安荐案语


判定被控侵权作品是否构成“适当引用”的合理使用,应当从权利作品是否已经公开发表、被控侵权作品引用权利作品的主要目的、被控侵权作品引用权利作品的具体方式、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依法指明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称、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会对权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造成负面影响等要件予以综合认定。


本案系2020年上海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


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中指明,一方面要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另一方面也要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也就是说,保护作者合法权利及权益与促进作品传播及利用以提升社会福祉,应当是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一体两面。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但我国著作权法也规定了多种可对著作权权利予以限制的情形,其中“适当引用”为合理使用的一种情形。与本案相关的,是以介绍、解读、评论教学课文为主要目的的引用,虽具有一定营利性,但尚未逾越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权利边界,经分析,仍在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范畴内,故著作权人对此理应予以容忍,以更好地提升社会福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案件回放


(一)当事人诉辩


原告孙某起诉称,诗歌《西部畅想》为其创作,并于2007年编入上海沪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八年级语文教材。教育出版社未经许可,在其2010年出版发行的《说题做题语文课后练习精讲(8年级上册)》(以下简称涉案出版物)中部分引用了《西部畅想》,且未署名,侵犯了孙某对该作品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与发行权,故诉至法院,要求判令教育出版社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13000元。

被告教育出版社答辩称,教育出版社基于上海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课改委)的授权出版《九年义务教育课本语文八年级第一学期(试用本)》(以下简称语文课本),并与孙某就《西部畅想》签订过版权协议,约定教育出版社可在语文教材中使用该作品,而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教材包括必要的教学辅助资料,故涉案出版物作为教学辅助资料,为介绍和评论而少量引用《西部畅想》,属于合理使用,并不侵权;涉案出版物系为了配合上海二期课改试验教材使用,而与之配套的语文课本使用时间至2019年6月30日止,故涉案出版物已停止出版发行,且销量较少,孙某主张的赔偿金额过高。



(二)事件经过


2002年6月13日,上海课改委与教育出版社签订教材出版协议,授予教育出版社专有出版小学、初中年段的语文教材(包括课本及其必要的练习部分、教师教学参考书),但要求编写组对于教材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等指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及出处,并按规定向原作者支付报酬,协议有效期至2012年6月13日。


诗歌《西部畅想》系孙某原创。2008年7月,上海课改革委办公室出具证书称,孙某提供的作品《西部畅想(诗)》入选上海市中小学第二期课程教材改革的语文学科八年级上册试验教材,该教材由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课本的第5单元第十六课,即为诗歌《西部畅想》,署名孙某,并配有注释说明。


2018年8月18日,孙某与教育出版社就《西部畅想》签订作品版权授权书及稿酬协议,授权教育出版社在语文课本中使用上述作品,授权年限为教材使用年限。


之后,孙某发现教育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被控侵权图书中,第十六单元标题为“西部畅想”,分为“阅读”“表达”“积累”三部分,其中“阅读”中引用了《西部畅想》中的部分诗词,用以介绍《西部畅想》作者通过这首诗所表达的意境及诗中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名胜景观和自然景观。“表达”中列举了诗中所提到的多处景观,建议同学可上网查询相关资料或搜集照片、文字资料等。“积累”中介绍了与西部文化契合的三首古诗词。在该单元中,教育出版社既未署名,也未支付稿酬。



另查明,教育部2001年颁布的《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教材编写审定办法》)对中小学教材解释是中小学用于课堂教学的教科书及必要的教学辅助资料。


(三)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对能否在教学辅助资料中使用《西部畅想》及如何支付稿费,并未进行过磋商,更何况涉案出版物并不在上海市教育局公布的教辅材料目录中,故教育出版社未经孙某许可,在出版的各个版本该类书籍中使用涉案诗歌,明显超出合理使用范围,其目的具有营利性。教育出版社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涉案诗歌并进行发行,侵犯了孙某对涉案诗歌所享有的署名权、复制权、发行权,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主要在于:一、上诉人对《西部畅想》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二、一审法院确定的赔偿金额是否合理。本案中,被控侵权图书系为了配合语文课本使用的课后练习精讲,该部分内容系为了向读者介绍、评论和分析语文课本中《西部畅想》这首诗,虽引用了部分诗中的内容,但引用目的或是为了分析诗中部分语句所体现的意境或是为了介绍诗中所出现的相关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供学生理解和掌握,这种使用方式均在适度范围内。该部分内容亦无其他不当损害被上诉人利益的内容。语文课本中的《西部畅想》已经明确列明这首诗的作者并对作者的身份做了详细的注释和说明,故在看到被控侵权图书中的文章前,相关公众已经通过语文课本知晓了被上诉人的作者身份。因此,上诉人对《西部畅想》的使用符合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不构成对被上诉人著作权的侵害。关于争议焦点二,鉴于上诉人的行为未构成对被上诉人著作权的侵害,无需对被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再审法院认为,再审申请人据以申请再审的主要理由在于被控侵权图书对权利作品《西部畅想》的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而判定被控侵权作品是否构成“适当引用”的合理使用,从权利作品是否已经公开发表、被控侵权作品引用权利作品的主要目的、被控侵权作品引用权利作品的具体方式、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依法指明作者姓名及作品名称、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会对权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造成负面影响等要件予以综合认定。再审法院分析道:1.权利作品《西部畅想》已经公开发表;2.纵观被控作品内容,可以认定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介绍、解读、评论语文课本上《西部畅想》诗歌的内容、含义、意境以及所涉及的相关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等,帮助读者更好了解、感受、体会《西部畅想》这首诗歌;3.在具体引用方式上,被控侵权作品虽引用了权利作品的部分内容,但其引用时,均融入其具有独创性的介绍、解读和评论内容,且引用的部分较被控侵权作品整体而言仅占较少比重,其程度尚属合理范畴,故被控侵权作品引用权利作品的方式在适度范围内;4.被控侵权作品虽未在其作品中标注或载明作者姓名,但读者在阅读、使用该图书时必然要结合课本原文一起配套使用,而课本原文已经明确指明作者信息,读者在使用时势必会对此予以知晓;5.权利作品的正常使用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造成负面影响,主要指被控作品是否会因其中的引用而对被引用的权利作品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导致读者可以以被控作品替代对权利作品的选择,而本案被控侵权图书作为语文课本教辅材料,从日常生活常识看,不仅不会产生替代效应,导致教师、学生等主要读者从权利作品转而选择被控作品,相反会对读者加深作品理解有所助益。在经过综合分析后,再审法院认为被控侵权作品符合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不构成对权利作品的侵犯。二审判决相应认定及阐释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理论荟萃


合理使用是这样一种原则,它允许对一个享有著作权的表达性成分(亦即由著作权实际保护的部分)进行某种复制,即使著作权人没有授权复制,复制者也不会因此被认为构成侵权。[1]合理使用这一用语并不存在于著作权法的条文中,只是著作权法学理中的一概念。我国学术界将现行《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称为我国的合理使用制度。


从本来意义上讲,合理使用制度最初即是为了促进新作品的创作,基于对原作品的引用需要而设定的。[2]在理论层面,在对于合理使用行为的法律属性上存在过一些争议,大体上有权利限制说、使用者权利说和侵权阻却说三种观点,这三种观点并不矛盾,只是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考察与解读。从著作权人的角度来看,合理使用制度是权利的限制制度,意味着他人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不受著作权人专有权的控制。从被控侵权人的角度来看,合理使用制度是针对侵权行为、侵权诉讼的评价,是不成立侵权的法定理由。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合理使用应该是版权作品使用者的一项独立权利,为确保版权导致知识垄断从而阻碍公众学习,著作权法中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如增进知识和学习、保障公众对作品的适当接近、增进民主文化等。确保这些公共利益需要由具体的制度建构来实现,合理使用制度就是其一。[3]从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我国采纳了第一种学说,认为合理使用是对著作权人权利的一种限制。


结合我国合理使用制度及其司法实践,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在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上出现了扩张迹象。例如,在谷歌公司与王某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借鉴了美国合理使用的四要素[4]。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新影公司、华谊兄弟上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5]中,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则借鉴了美国“转换性使用”理论。在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福建周末电视有限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6]中,依循的是“三步检验法”的思路。我国目前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基本上是源于自己的理解,存在着两类问题,一类是对域外相关立法与判例规则的直接引用,有对美国版权法上“合理使用四要件”的借鉴,也有对转换性使用的嫁接。另一类是对一般判定要件的模糊处理,法院偏好以“综合考虑”的方式将所有判定要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使用,借此模糊处理各要件之间的差异,弱化一般判定要件与法定列举之间的差异。[7]之所以出现审理思路上的差异,熊琦教授认为事实上是借用美国版权法上的合理使用判定要件和法官造法的结果。[8]李杨教授认为,我国立法不仅未改变合理使用穷尽列举式的封闭特性,而且通过“三步检验法”的引入,事实上导致了合理使用判断的进一步闭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指导意见》中,对于何为“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发展确有必要的特殊情形”“合理使用判断应如何吸纳‘因素主义’模式四要素并结合三步法进行综合考察”并无任何指引性表述。[9]


追根问底,仍要回到我国立法上的问题。第三次著作权法修改中,关于是否要将此前规定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的“三步检验法”置于《著作权法》条文之中,又要置于何处,曾引起了争议,在所公布的五次草案中条文出现反复,可见立法机关的态度也不甚明确。其主要原因在于,“三步检验法”的内容抽象、语言模糊,同时在判定步骤上也存在争议。即便如此,立法机关在最终公布的文本中还是正式明确了“三步检验法”。同时,此次修法增加了兜底性的规定,允许通过法律和法规的规定增加权利限制的类型。适用合理使用的规定,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只能是在著作权法或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情形下,才能构成合理使用;第二,必须从行为是否影响了作品的正常使用、是否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角度审慎把握、从严认定;第三,除符合以上两点,还须要指明作者的姓名或者名称、作品名称。[10]在本期荐案中,审理法院通过具体因素的分析,认为教育出版社的行为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适当引用”行为,符合“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标准,依循了“三步检验标准”的思路,并总结了判断‘适当引用’行为的五个因素,符合此次著作权法修改的理念,有利于促进作品的传播利用,平衡保护著作权与公共利益。


类案索引


案例1:2013年中国法院十大创新性知识产权案件:王某与谷歌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11]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谷歌公司上诉主张涉案复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但复制权属于著作权人享有的权利,而且涉案复制行为并不属于修订前《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理使用行为,因此应当初步推定涉案复制行为构成侵权。考虑到人民法院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修订前《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也可以构成合理使用,因此在谷歌公司主张并证明涉案复制行为属于合理使用的特殊情形时,该行为也可以被认定合理使用。在判断涉案复制行为是否构成修订前《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之外的合理使用特殊情形时,应当严格掌握认定标准,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判断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考量因素包括使用作品的目的和性质、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性质、所使用部分的性质及其在整个作品中的比例、使用行为是否影响了作品正常使用、使用行为是否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等。而且,使用人应当对上述考量因素中涉及的事实问题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谷歌公司虽然主张涉案侵权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但并未针对上述相关因素涉及的事实问题提交证据。因此,谷歌公司主张涉案复制行为构成合理使用,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虽然未经许可的复制原则上构成侵权,但在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的情形中,有些合理使用行为的实施需要以复制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专门为了合理使用行为而进行的复制,应当与后续使用行为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不应当与后续的合理使用行为割裂开来看。换言之,如果是专门为了后续的合理使用行为而未经许可复制他人作品,应当认定为合理使用行为的一个部分,同样构成合理使用。例如,为了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而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或者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应当认定为合理使用行为的一个环节,并不构成侵权。在本案中,为了实现对谷歌中国网站对涉案作品的使用目的,需要同时对涉案作品全部文本内容和涉案图书全部页面进行复制,如果涉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构成合理使用,专为实现该行为而进行复制也可能构成合理使用。一审判决认为,谷翔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作用,与涉案复制行为无关,即使后续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构成合理使用,前面专门为其复制涉案作品的行为也不构成合理使用,无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指正。



案例2: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新影公司、华谊兄弟上海影院管理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12]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就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的审查判断标准以及如何认定适当引用的问题,本院赞同一审的观点,即合理使用的认定应当限于特殊情况、且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相冲突、亦无不合理损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本案具体适用上述认定标准时综合考虑引用作品的目的、引用作品在新作品中的比例、是否影响权利人正常使用、是否对权利人造成不合理的损害等等。一审法院从这几个方面所作的分析认定,本院予以认同。


本院还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构成合理使用。其中,为说明某一问题,是指对作品的引用是为了说明其他问题,并不是为了纯粹展示被引用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而被引用作品在新作品中的被引用致使其原有的艺术价值和功能发生了转换;而该被引用作品在新作品中亦不是以必需为前提,即使在新作品中引用作品不是必需的,也会构成合理使用。


案例3:甲骨文诉谷歌版权侵权案[13]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


谷歌使用API代码构建安卓操作系统的行为,被认定为美国版权法上的合理使用。


根据美国版权法的规定,判断使用行为是否构成合理使用需要考虑四个因素:(1)使用的目的和特征;(2)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性质;(3)使用整体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数量和质量;(4)使用行为对作品潜在市场及作品价值的影响。


美国最高法院论述的主要观点如下:


(1)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性质。多数派认为,API代码包括“实现代码”和“声明代码”,本案合理使用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声明代码。
(2)使用的目的和特征。多数派认为,在考虑该因素是需要考察使用行为是否构成“转换性使用”。谷歌只是复制了允许程序员在不同的计算环境中使用其熟悉的编程语言工作所需要的那部分代码,在某种程度上,谷歌使用API代码构建安卓系统的行为具有转换性。
(3)使用整体受版权保护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多数派认为, API中的全部软件材料集共计286万行,谷歌复制了37个 API代码包中的11500行声明代码,而谷歌复制的11500行仅占总量的0.4%。并且,谷歌复制声明代码并不是因为代码具有很高的创造性或具有美感,只是为了创建安卓平台。
(4)使用行为对作品潜在市场及作品价值的影响。多数派认为,安卓平台市场本身也是一个与Java软件市场不同且更进一步的市场,安卓系统并没有损害甲骨文的潜在市场。虽然谷歌从安卓平台上获得了利益,但甲骨文是否对该利益不享有权利。





[1] 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2] 吴汉东:《论著作权作品的‘适当引用’》,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3期。

[3] 冯晓青:《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研究》,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

[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1221号民事判决书。

[5]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5)沪知民终字第730号民事判决书。

[6]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3)一中民初字第11687号民事判决书。

[7] 熊琦,《著作权合理使用司法认定标准释疑》,载《法学》,2018年第1期。

[8] 同注释5。

[9] 李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体系构造与司法互动》,载《法律评论》2020年第4期。

[10] 石宏:《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的重要内容及价值考量》,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2期。

[11] 同注释4。

[12] 同注释5。

[13]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No. 18-956, Google LLC, v. Oracle America, INC.  




撰稿:袁雅婧丨

编辑:李小旭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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