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韬安资讯 > 详情

精彩回顾:“AIPPI版权热点论坛主题研讨四”演讲实录(中)

2020-01-02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著作权纠纷中的争议焦点与裁判要点》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五庭庭长  杨德嘉




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凡是涉及到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是信息存储空间的纠纷,往往离不开三方主体:权利人、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这类纠纷的特点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通常是网络用户,因为直接侵权行为大多情况下是用户实施的,但我们看到最终在诉讼中“大打出手”的却是权利人和服务商。在这些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是非常多的,但在现阶段比较集中和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今天我就结合这四方面问题向大家介绍一些实际情况,与各位交流一下我个人的思考。



首先是行为主体的问题。侵权行为真正的实施主体,到底是真实用户还是服务商使用的“马甲”?这是所有案件中首当其冲需要解答。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北京高院在2016年涉网案件审理指南里就曾非常详细地列举过相关因素。对于欲证明直接侵权人是用户,需要提交哪方面的信息,有着很明确、细致的要求。这部分内容在随后发布的著作权审理指南中几乎是原文使用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往往成为原被告交锋的第一个回合?是因为服务商借用户之名直接实施侵权行为并不是没有过,也不仅仅是个案。我们随便查找一下资料,就可以找到不少实例。例如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行政处罚案例,表面上看似是用户上传侵权音乐文件,但实际上服务商专门组织的实施的。执法部门后来查到上传用户使用的IP段等情况非常集中,顺藤摸瓜锁定了服务器位置,最后服务商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幕后实施者。从当前的技术发展情况看,服务商自行批量注册用户、海量上传文件的技术门槛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低的,这也使得服务商穿着用户的“马甲”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有这类案件开始,关于“到底是谁干的”这一争议就从未间断过。直到现在,还是会有一部分案件,特别是在作品数量多、传播范围广、涉及用户多的案件中,经常会有服务商表示无法甚至拒绝提供足够的信息证明是用户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告恐怕很可能会面临不利推定的后果。


第二是“通知-删除”的适用问题。首先是通知是否合格的问题。整体而言,通知合格与否,只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实施之初引发了一些争议。近年来这一问题在诉讼中成为争议焦点的情况似乎越来越少。我推测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权利人在发送通知方面的规范程度在不断提升,使得这方面的争议逐步在减少。目前,更多的争议集中在通知渠道和通知方式上。以前曾经出现过作为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商,居然只接受纸质邮寄通知,而在网上不接受任何通知的情形。当然这种方式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就改变了。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转变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目前一个互联网公司旗下有十几款产品很常见,甚至有几十、上百款产品都是有可能的。有的服务商可能会针对每一款产品或者服务都设置一个专门的通知渠道。这种更加精细、同时也意味着更加复杂的通知设置,某种程度上对权利人的学习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你可能需要阅读很多声明、协议,才能了解到底应当通过邮件还是在线的方式进行通知,以及应当通过哪个邮箱或哪个在线客服才能准确通知。如果通知的去向不够精准,就有可能被视为没有送达,引发后续的一系列争议。甚至对于有的App,你只有注册成为用户才能实现投诉、通知。对于服务商而言,接受通知的同时还能带动拉新,真是法务、业务两开花,很有意思。权利人这一方,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的权利人明知有服务商这里一个非常便捷的通知渠道,甚至在此前双方还通过这个渠道成功解决过多次问题,但恰恰在涉及诉讼的这一次,其将通知发送到了一个以往从来没有被提及过的邮箱。服务商会说你这是有意为之,这次通知没有有效送达,你要重新发送到某某邮箱去。而权利人则主张这次发送到的邮箱也是贵司法务人员的啊,怎么就不能算有效送达了呢,我为什么要重新发送?从此便开启了一段你来我往的邮件辩论历程,争得不可开交。这种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的过程,我们见过最长的达到了一个多月。所以也不知道权利人到底着不着急赶紧删除或断开链接。权利人和服务商的各种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各自的立场和利益。那么到底如何去界定?我个人的想法是,即使权利人未按照服务商在公示中指定的渠道发送通知,但只要这个渠道是与权利人的投诉、维权等业务相关的(如客服、法务等,而非销售、研发部门或内部沟通用的邮箱),即可视为已通知到,服务商不得以未严格按照要求精准发送而拒绝处理。以此来制约服务商,不要通过设置过于精细、复杂的通知方式而规避义务。但同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权利人未能按照服务商合理设置的方式去通知,甚至有意避开常用、便捷的通知渠道,那么即使能够视为通知已有效送达,但考虑到通知的内容需要在服务商内部的各部门之间进行转递、交接,则必然会在时间上有所消耗,从而降低处理侵权内容的效率。这种情况下,权利人要对由其导致的延迟处理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对双方的制衡,促使二者为同一个目标去努力,而不是各自找对方的缺陷、漏洞,最终将纠纷诉诸法院。在(2011)海民初字第5583号“百科词条案”中,我们就是采用的这种思路。



“通知-删除”中的另外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议,就是及时性的问题。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做出非常精确的要求。版权行政机关曾经有过比较细化、具体的要求。对于这些要求,我们肯定要重视,它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参考性的。但由于个案之间在服务模式、链接数量、作品类型、市场价值、紧急程度等方面可能存在巨大差异,不宜“一刀切”式的将某一期间,无论是三日、五日还是24小时,作为考量是否及时断开链接、认定服务商是否具有过错的唯一因素。及时与否,应当根据删除或断开链接的实际效果进行判断,即服务商在其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相应措施后,是否仍存在较为严重的侵权和较为明显的损害后果。这里有两个可供参考的角度,即在通知后、删除前:1.平台内整体侵权行为数量的变化;2.单个侵权内容的浏览、下载、传播数量的变化。



因为“时间”的长短不是问题的本质和关键,“流量”的多少才是。“流量”代表了权利人真实的损失,“流量”也代表了服务商切实的获利。假设有一部热映的电影,原计划24:00首映,结果提前在12:00就出现了网络盗版,而服务商在13:00收到了有效的通知,那么请问等到通知后的第23小时再断开链接,还能算是及时吗?这时权利人的损失可能已经几百万上千万了。当然,情况如果反过来,道理也是一样的。例如刚才提到的百科词条案,最终的处理期间就是9天,但被告并没有因此承担侵权责任。判决对此是这样说明的:“2010年9月29日,该词条在被告百科上的浏览次数仅为96次……直至2010年10月18日的浏览次数也只有105次。也就是说,在将近20天的时间里,该词条仅有不到10次的浏览量”……“从客观效果来看,在这数天的处理期间内,原告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损失,被告也未能获得较大的利益。由此亦可以说明该处理期间具有合理性,能够实现及时保护原告合法权益的目的”。


所谓的“通知-删除”机制,原本应该是权利人与服务商配合,共同有效制止用户侵权的机制,其目的是实现利益平衡、良性发展。然而现在,这里却很遗憾地成为了双方博弈、对抗的主战场。希望随着互联网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和规范,这种状况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有所改观。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预防措施。在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都对服务商提出了“屏蔽”或者“积极采取预防侵权的合理措施”的要求。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通知-删除”并不等同于“通知-采取必要措施”,而后者更加符合上述法律和规定的要求。收到通知后及时断开侵权链接,是服务商免于承担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否则,即便反复、及时地断开侵权链接,往往也会使侵权用户、权利人和服务商之间陷入“侵权-通知-断开-再侵权-再通知-再断开”的无限循环之中,难以有效制止用户的持续侵权和权利人损失的扩大。一条条用户的侵权链接看似只是涓细流,但它们汇聚在一起就是侵权的大江大河。服务商如果只是做到断开为止,那么看似确实是一直在“抽刀断水”,可实际上它仍然是“水更流”啊。


当然,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除断开链接外,要求服务商积极采取其他合理措施,例如屏蔽/过滤,是否现实、合理?对此,我们可以用视频文件与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商来举例分析。首先,对于绝大部分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商而言,其具备屏蔽的信息管理能力等条件。无论是从服务性质、技术特点、运营方式、用户使用等情况来看,还是从服务商对相关文件、数据的控制能力等方面来看,其都有能力通过所存储文件的名称、类型、大小等信息,对用户对外传播侵权文件与影视作品的相关性做出判断,从而采取屏蔽措施。以往存在着大量实例,能够证明现在的服务商具有所需的能力和经验。其次,可行性与合理性。哈希值、MD5值校验、视频指纹比对、关键词屏蔽……均系较为成熟并为业内所广泛使用的常规技术。无论是从现有技术水平还是日常应用成本的角度看,均不会使服务商面临难以克服的技术障碍或不合理的成本负担,更不会导致因此无法正常为用户提供服务,影响运营和发展。再次,必要性。若将仅起到事后停止侵权作用的断开链接,与起到事先预防作用的屏蔽措施结合使用,无疑可以明显遏制用户侵权结果的产生、扩大,亦将大大减少权利人的损失,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自身承担侵权责任的风险。从长远来看,更加有利于实现服务商与权利人的利益平衡,促进二者的共存、共赢和共同发展。最后,不会对用户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害。从现实可能性的角度看,因采取合理的预防侵权措施致使用户不能对其享有合法权利的内容进行正当分享,从而导致“误伤”可能性极低;而现有的技术手段和应用水平,也足以为避免大量出现此类问题提供充分的保障。从平衡利弊的角度看,即使因屏蔽造成上述极小概率的“误伤”,也完全可以通过建立用户的反通知机制等予以合理、便捷地解决。将这一后果与不采取预防措施导致权利人遭受的巨大损害进行比较,合理地对侵权传播进行屏蔽明显更加有利于平衡网盘用户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也更加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目的。


除此之外,要求服务商采取屏蔽措施似乎还有一个隐忧:用户的隐私是否会受到影响?这恐怕是将云存储服务与我们以往使用的硬盘、U盘存储混为一谈了,并没有看清二者之间的天壤之别。用户上传一个视频文件存储在自己的网盘账户中,实际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将网盘服务器此前尚未存储过的文件以上传的形式复制到服务器中;

第二种是在识别到用户欲上传的文件与服务器中已存储的文件相同时,网盘便不再对同一文件重复执行上传和存储,而是直接分配给该用户访问服务器中已有相同文件的权限,即所谓“秒传”。


简单地说,如果你是该文件的首次上传者,那么后来有人再想上传同样的文件,服务器是不会重复存储的,而是会将这个文件的访问权限也分配给后来的这个用户;同理,如果前面的用户存储过相同的文件,你随后如果再次上传,也不会产生新的复件,只是会因此分配给你访问此前那个文件的权限而已。由此看来,在云存储服务中,所谓的用户隐私,并不存在于文件的存储层面,因为那很可能是被其他很多用户共用的。真正的隐私,其实是每个人各自对哪些文件所拥有的访问权限。而这些访问权限本身,并不会由于服务商采取了屏蔽分享侵权链接的措施而受到影响或被公开披露。因为所谓的“分享”,本质上就是对外进行传播。当用户决定将侵权文件分享给不特定的他人,导致在公众中传播时,这个行为显然已经超出了隐私的范围。也就是说,最终通过屏蔽措施被制止的,均是对外实施的网络信息传播行为。而用户自行浏览、上传、下载其账户中各个文件的私密行为,并不会受到屏蔽侵权传播这一措施的干扰。况且事实上,这些措施早已被服务商广泛使用,不仅仅是在涉黄涉赌等范围,在版权保护中同样已经运用得非常自如了。都9102年了,有关人士大可不必为此莫名惊诧、过度紧张。



最后,是对侵权用户的处理问题。由于我们所讨论的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均为用户,因此除断开链接和进行屏蔽之外,依法对作为侵权源头的用户,特别是反复、大量侵权的用户,限制其使用部分功能甚至停止服务,也应成为必要措施之一。然而目前这一点似乎在服务商之间并未达成共识,各个服务商的做法也有很大差异。目前有些服务商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是:


(1)在处罚方面无机制、无标准,放任用户大量、反复侵权。

(2)即使对侵权用户有所处理,往往也只是高举轻落,像打自己家孩子一样,起不到警示、惩戒的作用。其实国外有些经验还是可以供国内服务商参考的,例如那些严重、反复侵权的用户会被封禁部分功能或整个账号,如果提出恢复,则需要视情况提交不同档次的保证金。

(3)即使有封禁等措施,也是色厉内荏,任由用户变换马甲、另起炉灶,重操侵权旧业。这些问题不得到解决,恐怕权利人与服务商之间的纠纷也难以终止。


最后提一点个人的小小期待:希望在权利人、服务商与用户之间,能够实现动态发展中的利益平衡。我们恐怕无法百分之百杜绝或清除网络中的侵权内容。少量的、偶发的用户侵权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希望做到的是,使权利人的利益不至于因此受到重大损害,而服务商也不会因此获得较高的收益,即给彼此的影响都是无关痛痒、无伤大雅的,通过协作自行处理即可,从而避免将双方的大量精力和宝贵的社会资源因此投入到海量诉讼中去。就像我们偶尔被叮个包、划破个口,没必要去医院打针、急救,抹点常备药简单处理一下就够了。希望这一点能够早日实现。


谢谢大家!